解放军历史上唯一大规模杀俘事件内幕骇人
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使蒋介石如坐针毡。他在军事“围剿”的同时，又搞起了所谓的“总体战”，实行了一系列措施，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，对群众严加控制。
各地的地主、恶霸、特务、土顽部队，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，一时气焰十分嚣张，对我地方工作人员、基本群众、掉队战士、伤病员，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、迫害。
其中，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“小保队”最为凶残。“小保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，地痞，流氓以及恶霸组织，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，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。
自土地革命以来，大别山地区一直有的游击队伍活动，间接地成了“小保队”的游击战老师。“小保队”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，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，因此危害也最大。
“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，伤病，掉队的解放军，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。“小保队”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，隐藏在群众中，吃住也在村里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“小保队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解放军处于明处，“小保队”处于暗处，时而啸聚，时而分散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，对付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。
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，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，衣服一脱，换上国民党军服装，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，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，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，治好伤，再补充到部队里。
事实上，在蒋介石关于“清剿”大别山的讲话中，也曾多次讲到“优待俘虏，瓦解敌军”。落到“小保队”手里就惨了，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。事实上，当年的刘邓大军中就流传着“不怕国民党，就怕‘小保队’”的说法。
六纵十七旅宣传科干事马丰年，在大别山时和四十九团宣传股呆在一起。有一天行军时，部队在半山腰休息，这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，走了一个晚上的路，马丰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。
他对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：“你看，下面有个小村子，我渴得很，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？”杨锦华知道每个村庄里都可能有“小保队”。
就对他说：“你最好不要去。”马丰年咂了咂嘴，嘴唇干燥得裂出了一条条血道子，他忍不住又说：“我不去不行，都快渴死了，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。”
杨锦华看着他渴得不行，只好松了口：“那你快去快回，一刻都不要耽误，我在这等你！”
杨锦华坐在那里，部队又开始行军了，一营过去了，团部过去了，二、三营过去了，后勤也过去了，都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，马丰年还没有回来。
杨锦华有些着急，站起来不停地张望着。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过来了，杨锦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。到了晚上，马丰年还没有回来，他忙找到政治处主任苗兴华，讲了这事。
苗兴华一下子急了：“怎么办？赶紧给旅里打电话！”杨锦华给旅政治部汇报后，政治部又汇报给了李德生，但部队要赶着行军，也没有来得及回头找他。但李德生一直都记着这件事。
杨锦华也一直忘不了。在抗美援朝回国以后，他在《解放军报》上见到一篇“寻人启事”，说是要找一个叫马丰年的，解放战争时期是六纵十七旅政治部干事，在大别山失踪。这是马丰年的家人刊登的。
杨锦华看到后，忙写了封信寄了过去，讲了他失踪的情况，但他到底是否牺牲了，他也拿不准。此后杨锦华一直在打听着马丰年，一直到2000年8月，原十二军副军长甄申路过徐州，已离休在家的杨锦华去看望他，说起这件事，甄申告诉他，马丰年已经壮烈牺牲了。
那次他一到村庄，就被“小保队”抓到了，“小保队”把他捆起来，把全村的人集合起来，恶狠狠地问他：“你们解放军，到我们大别山干什么？”
马丰年正气凛然地回答：“打倒国民党，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。”“小保队”气急败坏，搬来了一张木床，用四颗大铁钉，将马丰年的四肢钉在床上，竖起来示众，问他还要不要穷人翻身？
马丰年依旧坚强不屈：“我死了，穷人也要翻身！”“小保队”就将他割耳、挖眼杀害了。甄申还告诉杨锦华，这事是李德生告诉他的，李德生很重视这件事，解放后曾经专程派人到大别山去寻找马丰年，通过当地政府打听到了这件事。
说起“小保队”，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：
“小保队”多如牛毛，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。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，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，我们一些过左做法，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“小保队”，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。
相反，“小保队”的消息却很灵通，我们很难打击到它，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。在大别山行军，战士们最怕掉队。大别山都是山路，拐弯多，草啦树啦也很多，掉队两三百米，都有可能被“小保队”抓到杀掉。
我们团有个战士，掉队掉了400米左右，被他们拉到树丛里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，等我们赶回去，人已经被杀死了。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，被“小保队”抓到后，死得很惨，又是割鼻子，又是挖眼睛、割生殖器。
“小保队”还特别顽固，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“小保队”，年轻也很小，只有十八岁，我们处决他时，是用刺刀捅的，一刺刀下去，他还在那里喊：“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。”
“小保队”对当地情况熟、地形熟、人员熟，你人多时，他就跑着躲你，人少的时候，他就出来搞你，把我们的人抓住，一般都活不了，手段都还很残酷。
这事我见过好几次，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，大冬天的，没穿上衣，只穿一条军裤，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。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，这些伤病员十有八九都活不了，有些是被“小保队”搜出来的，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，群众基础很不好。
“小保队”抓到这些伤病员，砍成几块，胳膊、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。我们出大别山时，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，都是解放军，被开膛破肚，惨不忍睹。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，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。
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，是蒋介石关于“围剿”大别山的讲话，也讲到了要“要严明纪律”，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。“小保队”就无所顾忌，简直是天绝人性。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。这对我们影响很大，战士们普遍有两怕，一怕负伤生病，二怕掉队。
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：
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，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，一共有8个人。那时“小保队”真是太猖狂了，我们晚上住宿，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，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。
到老乡家里住下后，我们要把屋门顶上，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：“不要给‘小保队’报告，如果你们给‘小保队’报告了，我们先把你们打死，要死咱们一起死。”
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，我们搞起的“贫民团”很难生存下来，参加“贫民团”的，很多都被“小保队”杀掉了，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“贫民团”了。
英山县二区有个工作队队员被“小保队”抓住了，就用大钉子把他钉在墙上，过了一星期才死掉。还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，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，根本认不出来。
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，遇到“小保队”，就是战死，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，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。
有一次我们被“小保队”围住了，他们有几百人，有的手里有枪，有的拿着扁担，他们到了我们跟前，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，他们害怕了，我们再一追，他们才跑掉。想想那次也很危险。
“小保队”对待解放军女战士的手段更让人发指。李德生在他的《征程忆怀》中曾讲过一件事：六纵参谋处长王毓淮有次带部队经过一个村子，发现有一家房主说什么也不让部队进去。
王毓淮觉得情况可疑，进去一看，里面有个小媳妇，怯怯地看看房主，又看看他。王毓淮总觉得眼熟，再一细看，原来是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战士，王毓淮曾经看过她的演出。
这位女战士生性活泼开朗，被“小保队”抓到后，当作了小老婆，这位女战士平常也不敢哭，怕被杀害了。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，救出了这位女战士，处决了这名“小保队”。
杨锦华回忆说，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，她们被“小保队”抓到，遭到强奸后，又被脱光衣服，吊死在树上了
“小保队”残酷行径，使解放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。首先就是战士们不愿意到地方工作。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有个炊事员，是个40多岁的老战士，走路不大灵活，有时行军也吃不消，部队准备把他派到地方工作。
团长李耀光找他谈话：“你年纪大了，部队天天要行军，不如到地方工作吧。”他到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兼区长，但得不到群众的掩护，“小保队”仗着人多势众，经常围攻他们，每天晚上都要转移，比在部队行军还苦。
他就又跑回来找到了四十七团，看到李耀光就哭了：“团长，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。”当时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队，不愿意到地方工作，这个口子李耀光当然不能开，他说：“你已经到区里工作了，怎么能回来呢？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可以帮你解决。”
这个炊事员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再给我一些人，一些枪和子弹，我们要对付‘小保队’。”李耀光就又给了他5个战士，5支枪，500发子弹。这个老战士流着泪离开了部队，但一直到刘邓大军出了大别山，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
十七旅也面临着这些问题。四十九团司令部有个叫袁波的参谋，到旅里参加参谋训练队时，旅里让他到地方工作。没多长时间，他一个人又跑了回来，找到李德生，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鼻子：“旅长，让我回来吧，我受不了‘小保队’了，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，也不愿意去了！”
李德生当然也不敢轻易答应他，他必须硬起心肠：“不行，让你去工作，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怎么能随便回来？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，怎么能说走就走了？”袁波只得又硬着头皮回去了。
另外就是伤病员安插比较困难。四十七团有次行军，看见一个伤员靠在树上，他们还以为他活着，其实是被杀害了，用竹子从肛门插进去，插到了喉咙口，竖在树旁。
部队有了伤病员，他们宁愿跟着部队，也不愿意被安插在老乡家。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生了疥疮，身上还有虱子，疥疮慢慢地恶化了，疮疱很大，连走路都困难。
连长说要把他留在老乡家养病，赵魁华当场就急得要哭了：“我不走，我要跟着部队，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！”说什么也别想把他留下来。赵魁华还是比较幸运的，经过治疗，疥疮很快就好了。那些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，大多数都被“小保队”残杀了。
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，“小保队”还特别顽固。四十九团有次行军，两名侦察员先上马出发侦察，刚拐了一个弯，10多个“小保队”窜出来，把两人扑倒在地，用石头活活地砸死了。
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发现后，忙向苟在合汇报。苟在合赶马过来一看，气得脸色通红：“去命令部队，把这座山给我围起来，一个都不能放跑！”
四十九团很快抓住了10多个人，但这些人个个装作很老实的样子，都说自己是老百姓。部队也没了办法，苟在合狠狠地说：“给我搜，只要身上有枪有刀的，一律捅死！”
结果搜出了几个身上有枪有刀的，警卫排上去把他们捅死在了路边。但还有两个人，怎么看都像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，战士们就有点大意，摸摸上身，没发现有枪有刀，就没再杀他们，但为了防止他们回去报信，带着他们一起行军。
谁知走了没多远，两个人趁人不备，掏出手榴弹朝苟在合扔了过来，警卫排的战士眼疾手快，一脚踢开了手榴弹，“轰隆”一声爆炸了，伤了两个战士。
两人扔了手榴弹，跳进路边的一个大池塘里，准备潜水逃跑。苟在合下了马：“大家看好了，他们头一露出来，立即把他们打死！”这两个人没憋多久，刚露出脑袋，战士们立即开枪把他们打死了。
“小保队”的疯狂行径，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烈火般的仇恨。解放军对“小保队”也开始以牙还牙，以暴抗暴，抓到一个“小保队”，决不会客气。
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，平时很少发脾气，也没什么架子，喜欢给大家开玩笑，连战士都不怕他，但说到“小保队”，他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杀气腾腾的。
有一次纵队抓到了几个“小保队”，但还没人敢杀他们，怕违反纪律，只好带着他们行军。但这帮人都站着不动，有两个人长得很胖，又很顽固，两人赖在地上不动，侦察连的战士上去拖他们，他们不但不走，还骂骂咧咧：“***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，老子落在你们手里是倒霉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”
姚继鸣刚好路过这里，听到了这话，立刻赶了过来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这两个“小保队”斜了他一眼，又重复了一遍，姚继鸣不等他们说完，大声地吆喝道：“闪开！”
战士们忙闪到一旁，他掏出手枪，“啪啪”两枪，把这两个人打死了，然后瞪着眼看其他人：“我看谁还想不走？”几个“小保队”忙乖乖地跟着走了。
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：
我们四十九团有次在行军，遇到了一个老乡，手里拿着红缨枪。团长苟在合走在前面，骑着东洋马，身上披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，腰里还挂着一把东洋刀。
这个老乡过来就问：“贵军是哪一部分的？”苟在合有些怀疑，就顺口答道：“我们是八十五师的。”这个人立刻绽开了一脸媚笑：“国军，你好，我刚才杀了一个***。”接着就把红缨枪举起来让苟在合看，上面还有鲜血。
苟在合不动声色：“你干得好，先给我们带段路。”这个人欢天喜地给“国军”带起了路。过了一个山头，到拐弯的地方，苟在合使了个眼色，让几个战士把这个人拖了过来，苟在合把眼一瞪：“你看看老子是谁？老子就是***！”说着就骑在马上，抽出东洋刀，当场把他劈死了。
十七旅五十二团有次路过一个小镇，“小保队”盘踞在一座碉堡里，不停地打冷枪。李德生立即命令五十二团把这座碉堡拿下来。五十二团攻下了这座碉堡，里面有 30多个“小保队”，三连连长顺手拿起一把锄头，兜头就向他们头上劈，一锄头一个，“小保队”的脑浆都迸到他脸上了，他也没顾得擦一下，一连劈死了10多个。
正在这时，李德生赶来了，叫住了三连连长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干？”三连连长还不服气：“我不这么干，我怎么干？”虽说杀的是凶残的“小保队”，但李德生还是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，严厉地批评了这名连长，给了他一个处分，一直到淮海战役牺牲时，李德生也没批准把他的处分拿掉。
“小保队”混入老百姓中，神仙也没办法把他们分辨出来。为了不让一个“小保队”漏网，解放军也不可避免地误杀了一些人。原四十九团军务参谋韩文也回忆说：“杀的人的确太多，有些是‘小保队’，有些也不一定是。有一次行军，有个参谋告诉我，说前面有几个人被绑在了树上。”
“我过去一看，果然有几个老乡被绑在树上，是用刺刀捅死的。说是‘小保队’，到底是不是，没人能说清。后来就比较严了，为这事部队专门整顿过。听说五十团参谋长打老乡了，刘邓首长还亲自批评他了。”
地方工作人员、伤病员被残杀的越来越多，各种有关“小保队”的情报汇集到野司，刘邓决定乱世用重典，对这股非正规军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镇压。
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。刘邓首长把目标定在了宋埠。宋埠是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，有“小汉口”之称，一个月前，二纵曾在这里筹过钱款和棉花、布匹。
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，不少地主恶霸都跑到了这里，他们带来的“小保队”有8个中队2400多人，四处为非作歹，搅得鸡犬不宁。1947年12月3日，刘邓得知宋埠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，立即指示六纵，乘宋埠空虚，迅速占领，清剿“小保队”。
杜义德立即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攻占宋埠。他再三叮嘱肖永银：“这些‘小保队’最可恶，不要让一人漏网，刹一刹他们的威风！”
肖永银早就憋了一口气。早在10月初，刘伯承有次见到肖永银，劈头就问他：“肖永银呐，我问你，你打了那么多县城，你消灭了多少土顽？你不把土顽消灭了，地方干部去了咋办？”
这次去宋埠清剿“小保队”，肖永银下了决心：一定要干净利索消灭“小保队”。他对政委李震说：“咱们俩这次一定要打好，再不打好就没法向首长交账了。”
肖永银带着五十二、五十四和四十九团，在光山轻装前进，当天晚上赶到了宋埠，里外围了三层。宋埠只有低矮的寨墙，部队如果发起攻击，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占领了。但肖永银没有这样做，他怕天黑土匪乘乱逃跑，命令部队严密看守，耐心地等到了天亮。
直到日升中天，部队吃饱喝足，开始打了。这仗打得很简单，两三发炮弹，宋埠的大小碉楼就轰然倒塌，部队随即发起冲锋，敌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。
五十二团是主攻，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带领营指赶往东关时，北关五连的地方枪声响得很激烈，敌人显然是想从那里突围。他忙带了两个通信员赶往北关，刚接近寨墙，从上面跳下一个胖胖的人，三个人忙上去把他摁住，一审问，原来是湖北省警保处的特派员，这家伙曾经当过国民党军的副旅长，现在在宋埠给“小保队”“指导工作”。
部队攻进了宋埠，但一清查战果，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：宋埠有“小保队”2400多人，打死打伤了200余人，其他人不见了！部队里外三层把宋埠围得像铁桶一般，没见有人跑出去，其他的到哪里去了？
他越想越窝囊，杜政委让他“一个都不要漏网”，这下好了，有两千多人无缘无故地不见了。他再看看俘虏过来的“小保队”，身上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，要是放在大街上，和其他普通老百姓没一点区别。肖永银恍然大悟：这些家伙已经化整为零，混到老百姓家了！
肖永银立即把3个团长叫来，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：“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，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，不能跑掉一个人，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，只要是15岁到50岁的男人，见了就捉！”
然后，他把宋埠划成了三块，每个团分一块：“搜！凡是青壮年男人，一个不漏，统统抓起来，我就不信它能插翅飞了！”
宋埠立刻热闹起来，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“祸从天降”了，好端端坐在家里的，摆摊做小本生意的，甚至正在学校教书的，只要是青壮年，都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带走了。
原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：
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，叫到屋里审问，看一看手，手上有硬茧的，比较粗的，就是老百姓，就把他们放了。细皮嫩肉，不像干过农活的，统统留下来，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，做买卖的，遇到这样的人，也都关了起来。
也有人说，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，部队不可能久留，根本没有时间登记、看手，只要是青壮年男人，基本上都抓起来了；也有人说，登记、甄别也搞了，不过是少部分，大部分都来不及盘问。
抓到了2000多名“小保队”，其中还有麻城县长，这么多俘虏怎么办？肖永银和李震发了愁，这伙人都是本地人，根本没办法补充部队，放了吧，危害又很大，宋埠等于白打了，杀吧，不是几个、几十个、百十个，而是2000多人！肖永银只好请示野司，野司回电：“排以上土匪杀掉！”排以上土匪100多人，杀了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野司又命令：“所有土匪，统统杀掉！”
天黑以后，十八旅把这2000多名“小保队”带到野外。刘昌回忆说：战士们把“小保队”的衣服扒下来，拉出去用刺刀一捅，推到坑里。扒下衣服是因为我们没衣服穿，把他们的棉袄一脱，我们就可以立即穿上了，外面还有一个部队在专门挖坑，是五十二团处理的。
五十二团一些战士刚开始时还不敢杀，政治部主任蒋科就动员大家：“大家都看了《白毛女》，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，你是站在杨白劳的立场上，还是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？
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，放他们回去，他们立即又成了还乡团，反过来又害老百姓，必须把他们杀掉！”在一些连排长的亲自带领下，五十二团的战士开始动手了。也有的战士害怕，只好躲到了一边。
但“小保队”的人数实在太大，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。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，把200多名“小保队”集合起来，“突突突”一阵扫射，“小保队”成群成片地倒下了。
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：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，机枪一响，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，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。
在杀他们之前，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16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。我忙喊：“停下，停下！”机枪停止了扫射，我说：“不该杀的不要杀。”政治处主任蒋科站在路边，看见我们带着俘虏，问我：“你们杀了多少？”具体杀了多少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就说：“没杀多少。”
蒋科看了那些俘虏说：“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？”
我就说：“要该杀我就不带着了，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坏人。”蒋科就没再说什么。这些人中，有不少都没杀，其中就有那个16岁的小孩，叫熊仁守，还识几个字，算是小知识分子，参加了解放军，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。
宋埠消灭了2000多人的“小保队”，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，致电纵队称：“你们主动于12月3日，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（8个中队），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。特嘉奖并记功一次。”
李德生后来回忆说：
消灭宋埠之敌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。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，国民党的正规军，是临时调来扫荡的，不可能长期留驻，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***为敌，迟早要遭到铲除。
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。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日见衰败，***日益强大，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、抗日时期那样，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，还不如留点后路好。
在我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下，许多干过坏事的土顽，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，表示愿意改过自新。一些乡、区的旧政府，也曾出现过抗日时期那样的两面政权，自愿或被迫地为人民做了些好事。
但宋埠杀匪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。
刘昌清楚地记得：“我们走了以后，国民党部队就来了，把坑挖开，把‘小保队’的尸体都搬出来，照了许多照片，登在了报纸上，大肆做文章，说是‘宋埠事件’，影响很不好。据说，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了，损坏了党的形象。”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去采访肖永银将军，提起“宋埠杀匪”这件事，已是83岁高龄的肖永银坐在沙发中，喃喃说道：“宋埠杀了2000多人，虽然震住了土匪，但现在回头看看，是不是杀多了？”
他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：
六十年代时，李先念来南京，住在南京饭店，我去看他，他还对我说：“那一次宋埠杀匪杀得好哇！”我当时就说：“杀得好是好，但现在回顾一下，是不是杀多了？”
有人为肖永银作传，也讲到了这件事时，颇有感慨：战争环境，有时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——他们不可能带着几千土匪打仗。但毕竟是一夜杀了几千人的血腥场面。有人说，战争就是迫使正常人干不正常的事情。宋埠杀匪，也当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