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14-5-27 15:49:23 文章来源：中国经济网 作者：未知
中国经营报记者、企业家日报记者河南洛阳联合报道 据权威部门统计，在当前全国查处的基层违法违纪案件中，村官腐败案占了70﹪以上，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和越级上访，已经占了农村信访总量50﹪以上。资料显示，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推进和国家惠农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加大，一些村干部开始把黑手伸向涉地涉农补贴领域，村官腐败现象呈现高发态势，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，已经引起中央和地方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警觉与重视。近期以来，记者连续接到群众举报，称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城关镇野狐岭村党支部书记何社干自2006年上任以来，伙同他人采用编造名单、虚报面积的方式，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和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，以个人名义收取管理费20万元中饱私囊，同时利用污染企业违法占地10多亩、撂荒10年无人管等。
群众举报的问题是否属实？这是否“小村官大腐败”又一典型案例？
4月22至23日，记者就此专程赶赴伊川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。
虚报冒领 4年5次骗取国家补贴款
据伊川县城关镇野狐岭村群众反映，从2010年开始至2013年，城关镇野狐岭村党支部书记何社干，采用编造名单、虚报种粮面积的方式，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12683.16元，装入自己的腰包。
一名姓陈的村民告诉记者，从2010年开始，何社干分别以村支部副书记会计何会卿、村支部副书记金万卿、村支部委员陈星灿、村委委员金会选、村委委员何文伟、村委聘用人员陈正伟妻子的名义，以及村委妇女主任徐艺凤的名义共7人，将其编入其他队和小组，以每家5.6亩、共计39.2亩种粮面积上报给城关镇财政所，领取国家补贴。村支部和村委相关人员的妻子，分别是何会卿的妻子张秀花、金万卿的妻子周根葱、陈星灿的妻子崔迎芳、金会选的妻子王香娥，何文伟的妻子曹桃灵，陈正伟的妻子王胜芳，再加上村委妇女主任徐艺凤，每户骗取国家补贴603.96元，一年合计金额为4227.72以，三年共计12683.16元。
4月23日上午9点左右，记者赶到了伊川县城关镇财政所，在经过所长张新跃、副所长任航同意，并向财政所出纳会计兰菲菲出示了记者证以后，兰菲菲打开电脑逐一查出了张秀花、周根葱、崔迎芳、王香娥，曹桃灵，徐艺凤、王胜芳等七人领取补贴款的情况，并查到了他们领取补贴时办理的银行存折，他们的存折号分别是87275096620889、87306006626889、87305946621889、87306036624889、87305886623889、87306216627889、87306276623889。
兰菲菲告诉记者，这些补贴款经他们财政所上报县财政局以后，就直接打入了这些人的账户上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经过和何文伟、金会选、徐艺凤、金万卿等4人打电话联系，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领到过一分钱的补助，其中金万卿还气冲冲的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领到的是空气！去哪领什么补贴款？妇女主任徐艺凤更是反唇相讥：谁给我报了5.6亩地？地从哪来？谁领钱了？野狐岭地都没了，谁家还有这么多地？！
那么，这些应该发到农民手里的补贴款，又去了哪里呢？作为支部书记的何社干难道不知道吗？
野狐岭村副支书会计何会卿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的替何社干揽了下来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些补贴款是城关镇政府为了照顾野狐岭村，以给种粮补贴款的名义发给村里的钱，接到通知后，他和支部几个人商量以后，觉得领39.2亩土地的补贴款发给全村2000多人口，人均分摊太少、为每户村民办理领取手续又太麻烦，就自作主张，以村支部、村委会几个干部妻子的名义，分别办理了领取补贴款存折；这些钱目前还在村委会的账上，一直没有发给村民，这是属实的。为淡化自己的责任，他一再强调虚报冒领这40亩粮补款是城关镇下拨的指标，各村都有。许是“双簧戏”演技太差的缘故，何社干与何会卿在这件事的说法上自相矛盾，何社干向记者承认知道此事，还曾在2011年的上报名单上签了字。
显而易见，野狐岭村个别干部为了骗取国家给农民的粮食补贴款，竟然采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手段，在长达3年时间内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，直到村民向上级多次反映，他们担心“东窗事发”，这才于2014年将虚报的粮补由原来的7户减为副支书兼会计何会卿1户，39.2亩减为3.356亩，仍然骗得粮补款368.29元。
另据反映，2011年，野狐岭村还以何会卿的名义虚报洛栾高速出口占地，骗取国家补偿款。记者获得的一份洛栾高速伊川出口占地补偿款领取表显示，野狐岭村占地户128人，何会卿位居末位，占地面积0.7934亩，补偿金额55538元。据和他同是老四队的村民介绍，高速出口占用该队土地在县实验高中以南，而何会卿的地在荆山附近，怎么会被洛栾高速占用呢？何会卿承认他确实没有被占土地，但高速公路丈量时规定有6％的损耗，以其名义上报的占地面积正是全村的损耗，收到钱后就交到了村里。然而令村民无法释疑的是，这笔账为何至今不向村民公开呢？
更让人感到离奇的是，野狐岭的占地补偿款领取表上竟有瓦北村支书张幸运，位列第127名，占地面积0.1亩，领取补偿款7000元。这到底怎么回事?对此，张幸运称瓦北这块地与野狐岭有争议，并已卖给了南府店的李天鹏，所以就随野狐岭村上报了，补偿款3万／亩，共3000元，我只收到2000元转给了李天鹏，何会卿还欠1000元。何会卿则称，瓦北这块地太小，又夹在野狐岭地中间，县公路局就让野狐岭报了。瓦北的补偿标准是3万╱亩，野狐岭是7万╱亩，已给张幸运存折上打了2000元，留下的部分是考虑这块地已卖与别人，怕买地人来要钱。5月5日下午，记者电话联系到南府店的李天鹏，李生气地说：“我从没买过瓦北的地，也不认识张幸运和何会卿，更没收过一分钱补偿款。他们坏我名声我还要找他们呐”。5月9日，伊川县交通局纪检书记赵安和也证实，交通部门从未规定过高速公路有百分之六的占地损耗，也无人批准瓦北的占地补偿随野狐岭上报。以上不难看出，张何二人的说法漏洞百出，疑点重重。难怪有村民要问：他们身为村干部为什么敢以自己的名义虚报占地面积？为什么要把公款存入个人账户？为什么要用“驴头对不住马嘴”的谎言掩盖事实真相？存入他们账户的占地补偿款到底今在何处？城关镇和交通局是否审查把关？有无“内鬼”策应？
公款私存 20万管理费中饱私囊
村民陈怀曾告诉记者，2011年8月，伊川县农业局在野狐岭村的土地建设办公楼，支部书记何社干以收取管理费的名义，通过村里一建筑公司老板、现任村委会主任何利伟向农业局索取20万元，之后何利伟按照何社干的要求，将这笔钱转入了何社干的个人银行账户。
村民提供的银行凭条显示，这笔款于2011年8月9日转入了何社干的农商行个人账号622991666200018067。
此外，村里电工何秋杰和其他村民向记者反映，凡是外村的人在野狐岭建房，何社干都要收取每户2—5万元不等的管理费；对县直单位则收取10万元以上。这些应归集体所有的公款，无一不是打入了何社干的个人账户，总款额有多少，至今是个谜。
4月23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，记者见到了何社干，他承认农业局办公楼20万元管理费确实打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。他同时告诉记者；之所以打到了他个人的银行卡上，是那天副支书、会计何会卿突患心脏病住院治疗，才不得已这样做，几天后，他就把这笔钱还给了村里。
何社干还振振有词的强调说，他自己办有企业，这几年为村里修路等贴进去了几十万元，村里账上没有钱还他，他就是扣了这20万元管理费，自己花了也是应该的。
何社干说的是真的吗？
4月23日下午2点30分左右，记者在一个施工现场见到了野狐岭村副支书兼会计何会卿。他告诉记者，那几天他确实病了，住院治疗达一个多月，有病历本为证，20万元管理费何社干也确实还给了村里。为了证实说的是真话，他把记者领到家里看账本和病例。
不过，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内，任凭何会卿怎么查找，也没有拿出他所谓的住院病历，来证明那几天他确实生病住院了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他拿出的何社干交给村里的20万元凭证，根本不是账本，而是一张字迹清新好像是刚刚填写的一张记账凭证，和一张同样字迹清新的收据。更令人惊诧的是，收据上面填写的日期，竟然比管理费打到何社干个人银行账号的日期整整提前了6天！收据显示的日期是2011年8月3日，而农业局的20万元管理费打入何社干银行卡的日期是2011年8月9日。难道何社干没收到管理费就自掏腰包提前把20万交给村里了？眼见谎言当场穿帮，何会卿满脸尴尬的再三央求记者不要报道，他愿从中调停让何社干与举报人私了。
当天晚上村委主任何利伟向记者证实，他是在何社干反复要求下，安排人把20万管理费汇入何社干银行账户的。汇款那天他没听说何会卿患病住院这回事，何社干也未说过因为何会卿住院才把钱汇入他个人账户。
违法占地 10余亩耕地撂荒10年
村民陈怀曾向记者反映，早在2000年5月1日，何社干创办的中州磨料磨具厂，采取以租代征方式与野狐岭村签订了企业租地协议，租用村民耕地20•2亩（后经县国土局补办了土地使用证），协议第2条明确显示，租期为5年，到2005年5月1日止，如不续合同，村民收回何社干的使用权。这一点，该村原来的老支书陈麦绪也向记者证实了当时情况。
然而，2005年5月1日至今，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，于2006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的何社干，迄今没有和村民续签合同，却仍然占用着这块耕地。不仅如此，2000▬2003年间，他未经国土部门批准又在工厂围墙以外陆续占用了近20亩耕地，其中老三队3•56亩，老四队11•8亩，老五队4•43亩。实际上这些地并未真正利用，何社干的工厂大门外和厂区外10余亩地已撂荒 10多年，现如今杂草丛生，让人看了心疼不已。但他宁肯土地荒芜，也不让村民复耕。
让村民更为气愤的是，何社干的企业早已被伊川县环保局认定为污染企业，但他为了长期占有这块土地就是不愿搬迁。4月23日下午3点40分左右，伊川县环保局第七中队长康武斌告诉记者，从去年开始，他们已经按照污染企业要“远离城市、远离村庄、远离村民”的三个远离原则，下达了让何社干的企业三年内彻底搬迁的决定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伊川县城镇化建设的推进，已经把何社干的企业周围变成了居民区，并且对面就是一所拥有1200多名师生的新华学校。何社干也向记者坦承，10年前这个地方就被县有关部门规划为社区。
陈怀曾告诉记者，他家承包的0.423亩责任田正是在何社干厂子围墙以外、临近大路长满杂草的地方。今年3月2日，他因何社干的工厂要搬迁，就要求何社干归还自己的土地，何坚决不同意，陈怀曾就让儿子把何社干为圈地新砌的围墙给扒了，并且再次到县纪委和城关镇纪委反映何的问题。
4月22日下午4点左右，记者就这些问题电话联系伊川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程相军，程以正在开会为由，发信息让记者与镇办公室一名姓姜的主任联系。随后，记者在城关镇办公室见到了姜主任和镇信访办主任邢焕君。
邢焕君告诉记者，2014年4月14日，伊川县城关镇信访办组织召开了有城关镇副镇长、司法所副所长、野狐岭村支部副书记金万卿、以及陈怀曾等11人参加的评议化解会，最后评议组以9人同意、1人不满意、一人弃权形成了决议：何社干于1993年建厂至今已有20余年，一直给村民支付着承包费用，陈怀曾也一直在领着产量款，该企业占地多家，如果陈怀曾要求还地，就会造成连锁反应，会导致其他家也要求还地，给何社干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，与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。他们以此为理由，不予退还陈怀曾的土地，而是同意何社干继续赔偿陈怀曾的产量。
4月22日下午，记者在城关镇办公室看到了这个评议化解会调查结果。可是，作为当事人的陈怀曾在见到记者之前，城关镇不知为何没有告诉他调查结果，而是在记者采访此事后才由包村干部送到他手上。
陈怀曾告诉记者，何社干的企业生产设备绝大部分都已经搬迁到了白沙镇，这里仅留下了一个车间在断续生产，他不愿搬迁的真正目的，是想在这里开发房地产盖商品房，赚更多的钱。
一个被下令限期搬迁的高污染企业，就这样在城关镇政府的评议化解会上，以所谓退地还民“与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”为理由，将其堂而皇之地保护下来。
当地一知情人告诉记者，城关镇这一做法是荒唐的。村民向一个租地合同早已过期、即将彻底搬离的高污染企业索回自己的土地(并且是厂区以外被撂荒的土地！)，是天经地义合法合理的，何谈与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？实际上任由该企业在社区内学校旁继续存在，才是与上级规定的“三个远离”和彻底搬迁唱对台戏。随着野狐岭融入城区，这块地的价值现在少说也得每亩120万，若开发商品房价值就更是惊人，而何社干只赔偿村民产量款每亩2000元，这巨大的差价是他不愿放弃的真正原因。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，城关镇要“维持现状”，说穿了是要维护何社干的既得利益，让他在企业搬离后继续占有这块土地。
采访中另有村民透露，2010年由于新修的洛栾高速公路伊川出口开在野狐岭，使得村西地价迅速飙升，何社干为了圈占土地，就倚仗权势强取豪夺，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，以办厂为名，按每亩6万元(市价应在25万元／亩)非法强买了实验中学以南、高速公路以东的130多亩耕地，结果厂子根本未建。尽管何社干辩称他“买地是为了村里耕地不被外人买走”，但记者接触到的野狐岭村的干部群众无不嗤之以鼻，都说2.5米高250多米长圈地的围墙是他违法占地的铁证。
在野狐岭村，多位老党员向记者反映，自2010年以来，村里的党组织就没有召开过一次真正的党员学习会和生活会，无论是去年的“十八大精神”还是眼下的“群众路线教育”,村支书何社干从未组织党员学习过。由于他党性差政治素质低，当上支书后不是带领村民致富，壮大集体经济，而是只顾着自己赚钱，并且不择手段贪占集体利益，骗国家坑百姓，他家富得流油，村集体却一贫如洗，这样的贪腐干部俺们信不过。
党员何志强告诉记者，野狐岭村干部贪腐很大程度上在于村财务不公开，村民监督无法实施。去年3月村转社区时，根据县和城关镇的要求，群众推选出何永立为组长的9人清产核资小组，由德高望重的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，对集体资产进行清算摸底，但经再三要求，何社干和何會卿拒不交出2011年至2012年的账本，村财务至今是一本无法理清的糊涂账。而群众反映强烈的骗取粮补和高速公路补偿款，以及将20万管理费打入个人账户等经济问题，恰好都发生在那两年。
实际上，野狐岭村官贪腐在城关镇并非个案。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关镇退休干部向记者介绍，野狐岭村的问题其他村也不同程度存在，有的甚至更为严重。近年来城关镇的西仓、罗村、北府店、窑底、瓦北等村干部贪腐问题出现“井喷”，有的涉案金额达千万以上。西仓村历年的土地补偿费和粮补款遭截留，村支书已被撤销职务；北府店因“房爷”支书倒卖土地起家拥有13所豪宅而遭村民举报，村支书被迫引咎辞职；罗村因千余亩被征土地的补偿费未发给村民而引发上访潮，支部村委基本陷入瘫痪。这些情况暴露出城关镇主要领导在干部任用上存在严重问题，任人唯钱导致官官相护，对群众举报的贪腐村官藏着掖着不处理，上级追问紧了才“从轻发落”。这样迟早要坏事，脓包破时必然造成干部队伍的溃烂和腐败。
针对上述问题，河南政法财经大学著名教授史璞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：“村官”虽小，作用却大，他门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的末梢神经，是广大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组织者管理者，其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形象。然而，像伊川县城关镇野狐岭村的支书和副支书，却是为政不廉，为富不仁，利用手中的职权巧立名目，骗取国家补贴款，把应该属于集体的管理费中饱私囊，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，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，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，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，危害了一方群众的合法利益。对于这样胆大妄为的贪腐村官，治腐必用重典，理应从速从严给予处理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资深检察官鲍瑞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，村官之所以贪腐，除了自身和社会多种原因外，最主要原因是乡镇一级政府监管缺失。从全国重点查办的涉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例来看，村官贪腐长期不治的地方往往伴有“官官相护”现象，有的乡镇党政领导甚至充当了贪腐村官的保护伞，这就给打击贪腐增加了阻力和难度。对于农村新形势下的这一新的特点，全党全社会都应给予高度警惕和足够重视，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“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”的指示，认真研究与探索防范“村官贪腐”的对策和措施，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，加大惩治力度，以确保广大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在本文截稿前，记者就城关镇是否给各村下达指标集体骗取国家粮补等问题，专门致信镇党委书记程相军，程不置可否，没有履行对媒体的告知义务。
